《列国志·瑞典》新版出版发行为了解瑞典提供全景式“窗口”

中新网北京8月26日电 (记者 张蔚然)“《列国志·瑞典》(新版)发布会暨中瑞关系和中欧关系研讨会”8月26日以线上会议形式在北京举行。作为“新版列国志”系列丛书的一部分,该书旨在为国内学界和民众了解瑞典这个北欧国家提供全景式“窗口”。

《列国志·瑞典》(新版)封面 出版方供图

当晚10点40分左右,曹古河水位迅速上涨,河水“轰隆隆”的响声盖过了雷声。阿西古吉也打来电话,说降雨量超过40毫米,河水涨起来了。俄觉木依把消息传递出去,村民转移工作就此展开。

这个叫“冕宁防汛减灾工作群”的微信群,在暴雨发生前就已经存在。除了冕宁县气象局、县水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民政局、县生态环境局、县应急管理局外,县交通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卫健局和各乡镇街道办相关负责人都在群里。他们都是冕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成员单位,一旦出现突发事件,各单位各司其职。

在朱浩然的印象里,和以往相比,如今的应急预案在部门协调和信息共享方面做得更完善了。比如,6月26日下午6点多大雨初降时,一个40多人的微信群就忙碌起来。

不过按照冕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,每个村每年至少进行两次应急演练,主要目的是让村民熟悉到避险点的逃生路线。

7月1日,新京报记者在曹古村村内看到了一块蓝色的“山洪灾害危险区”的牌子,上面标明了危险区名称、灾害类型、危险区范围、预警转移负责人、转移安置点等信息。俄觉木依记得,这个牌子应该是四五年前挂的。因为时间久远,牌子上的部分字迹脱落、看不清了。

曹古村内的转移路线指示牌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在冕宁,与阿西古吉家类似的雨量监测站共有120个,每个监测站都有村民或村干部作为雨量监测员。阿西古吉是从2016年起承担雨量监测员工作的,每年可以拿到2200元补助。

46岁的阿西古吉是彝族人,也是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曹古村的雨量监测员。冕宁县水利局设置的这处雨量监测站,就在阿西古吉家高约两米的木棚顶上,这是专业调查评估公司选定的位置。

作为雨量监测员,每年5月至10月的汛期内,阿西古吉不能离家,有时还要彻夜关注雨量信息。早上8点半前,他要上报前一天的降雨总量:如果降雨总量在10毫米以内,只需通知村支书;如果达到10毫米以上,还要同时上报县防办。

曹古村所在的彝海镇,是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。由于持续暴雨,曹古村村东山上的三条小溪变成了五条,它们汇入曹古河后漫流改道,洪水挟带着山上的石块冲入村庄,砸毁了房屋和土地。截至7月3日17时,彝海镇已有16人遇难、1人失联。

据冕宁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官微消息,2020年6月26日18时至27日1时,冕宁县北部突降暴雨至特大暴雨,造成包括彝海镇、高阳街道等乡镇(街道)在内的2100户、9880多人受灾。

与安噶阿比不同,阿西古吉家的避险点位于曹古河南岸的树林里,与他家直线距离大约200米。这处避险点覆盖了附近9户、39人,地势高、离民房近的同时远离河道,至少可以保证安全。

比如原曹古乡乡政府,它离曹古村只有约一公里,距曹古河的距离比村子远,地势也比村子高。此外,乡政府附近都是两三层的楼房,没有高层建筑;乡政府内还有一个开阔的院子,方便应急时搭建帐篷。

记者从出版方了解到,为使“列国志”丛书能不断补充最新资料,动态展现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状况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面启动了“新版列国志”编撰出版工作。除对已经出版的国家进行修订外,原来合并出版的国家将独立成书,尚未出版的国家将增补齐全,总书目达197卷。(完)

6月26日晚,守在雨量监测器前的阿西古吉眼看着降雨量一路走高,40毫米、60毫米、100毫米。以往,降雨量达到80毫米就很少见了,但后来冕宁县政府通报显示,曹古村那晚的降雨量达到了107.5毫米。

但6月26日晚,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,5米外的道路都看不清楚,不过路面没有明显积水。

曹古村位于冕宁县彝海镇东北方向,附近山高水多,地质环境脆弱。据资料统计,每到汛期,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或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时,冕宁县就很可能发生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。

即便有所准备,此次暴雨中,曹古村仍有至少10人遇难。截至7月3日17时,彝海镇已有16人遇难、1人失联。

多名曹古村村民对新京报记者表示,他们从未遇到过这么大的洪水,但在洪水面前,大多知道向哪里逃生。接下来的工作除了灾后安置,还要疏通被冲毁的曹古河河道,避免当地再次受灾。

近年来,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不断推进和中瑞合作不断深入,人们急需全面深入介绍瑞典的书籍。考虑到国内关于瑞典的相关书籍很少,难以满足国内对瑞典日益增长的认知需求。出席当天研讨会的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表示,本书出版为国内提供了一部关于瑞典历史和发展现状的“百科全书”式的参考,对于国内学界和民众了解和展望未来中瑞、中欧关系的调整变革很有价值。

阿西古吉家的木棚上,放着一个收集雨水的不锈钢桶。那是雨量监测器的一部分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晚上8点多,阿西古吉听到雨量监测显示器发出了“呜呜”的报警声。3秒后,雨量监测器中的电子男声响了:警报警报,暴雨警报——这是降雨量超过20毫米时的提示音。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,降雨量涨到了25毫米、30毫米,雨量监测器的预警提示音从“暴雨警报”变成了“请准备转移”“请立即转移”。

曹古村内挂着一块“山洪灾害危险区”的牌子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当晚9点多,雨量监测器第二次报警后,阿西古吉通知了曹古村村干部俄觉木依,并拨通了县防办值班室的电话。当时外面雨声太大,信号断断续续,他只能对着电话大吼。

据朱浩然介绍,从上世纪90年代起,冕宁就开始在各村设置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避险点,曹古村的避险点共有三个。

阿西古吉家附近的避险点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雨是从6月26日下午6点多开始下的,起初断断续续。大约两小时后,雨势忽然变大,电闪雷鸣。曹古村停电了,水泥路上出现了一小股水流。

冕宁县水利局水旱预防站站长朱浩然说,根据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,每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时,雨量监测员就要往上通报雨情。“按照业内标准,一般降雨量要达到每小时30毫米才会预警。但我们这里村子开阔,通知(撤离)需要时间,所以就把预警标准调低了,保险系数更高。”

2019年11月,曹古乡、拖乌乡、彝海乡合并为现在的彝海镇。原曹古乡乡政府距安噶阿比家大约一公里。他穿上鞋子、套上雨衣就往外跑,没有路灯的雨夜,他要沿着村道先往南走,拐上国道后再向北,走了七八分钟。

安噶阿比记得,最近一次演练是今年5月初。演练时,村干部们会敲锣、吹哨、拿着能发出蜂鸣声响的手摇报警器在村里奔走,喊村民撤离。但6月26日暴雨来袭时,雨声太大了。除了汽车喇叭的长鸣外,安噶阿比几乎听不见哨子、锣或警报器的声音。

没有遇到过山洪,并不意味曹古村没有遭遇山洪的风险。朱浩然表示,曹古村共有7个登记在册的山洪危险点。《预案》显示,共有272人受这7个山洪隐患点的威胁。

“列国志”系列丛书是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课题,国家“十二五”、“十三五”重点出版规划项目。当天发布的《列国志·瑞典》(新版)由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贾瑞霞编写而成。第一版《瑞典》(梁光严编著)成书于2007年,是国内最早全面系统介绍瑞典的著作之一。

阿西古吉曾披着雨衣出门,到离家不足百米的曹古河河岸查看。平时清浅的、普通人可以直接蹚过的河水,那天晚上变浑浊了。

在朱浩然的印象里,这样的灾害信息沟通群是2011年后建立的。此前,各部门只能打电话互通信息,仅打电话的值班人员就要两三个。有了工作群后,各部门收发信息方便多了。

冕宁县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2020年6月5日印发的《冕宁县山洪灾害防御预案》记录了1853年以来县内较为重大的山洪灾害,迄今为止,现曹古村所在地没有遭遇过重大山洪灾害。所以6月26日暴雨前,曹古村的三处避险点从未真正使用。

相对于第一版,新版《列国志·瑞典》内容更加丰富,全面更新了瑞典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外交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。作者通过去瑞典多次实地调研,获取大量的一手原始数据,对瑞典环境资源、国民生活、对外关系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介绍和分析。

彝海镇镇长肖鹏表示,正是因为曹古村有山洪危险点,所以才会有包括雨量监测员、演练、设置避险点在内的应急预案。

村干部吉克伍牛也发现了这个问题,他让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通知。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丁一凡研究员说,在中国学界对欧研究中,对瑞典的研究很值得关注。在新的历史时期,两国学界更有必要加强对彼此的认识、研究和交流,以增进双方相互理解。

接到阿西古吉的电话时,47岁的村干部俄觉木依正在村里查看情况。在他的印象里,到了汛期,下大雨是常有的事。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,几乎从未威胁村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56岁的曹古村村民安噶阿比住在村西,靠近108国道。临近夜里11点,他听到门外传来汽车喇叭的长鸣,紧接着听到了敲门声。家门外,一名村干部吼着让他转移:水来了,去(原曹古乡)乡政府!

“选择避险点时,必须考虑几方面因素,比如远离河道、远离滑坡地带、没有高层建筑、没有大面积电杆等。”朱浩然说,如果一个村有多个地点满足这些条件,离村子最近的地方就会成为避险点。

阿西古吉的雨量监测显示器,屏幕上会直接显示降雨量,必要时还会发出警报提示音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与此同时,村民们打着手电筒、骑着三轮车从各自家中赶往原曹古乡乡政府。

朱浩然解释称,“山洪灾害危险区”的牌子是县水利局挂的,以示提醒。但一般情况下,受威胁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区域都为一般风险区域,村民无需搬迁。